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“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”该条所规定的通谋虚假意思表示（又称通谋虚伪行为，下称通谋虚伪行为），自《民法总则》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后首次出现在我国大陆地区制定法中。在此之前，《民法通则》、《合同法》等并无与此相同的规定。比较法上，我国台湾地区“民法典”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“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示无效。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。”此外，《德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一十七条、《日本民法典》第九十四条、《韩国民法典》第一百零八条亦有类似规定。
通谋虚伪行为，常言曰“心口不一”者，其在结构上可分成两层：表面行为，即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的与真实意思不同的行为；隐藏行为，即被掩盖于表面行为之下，代表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行为。在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中，通谋虚伪行为制度特立独行、孑然一身（见下图，其中“一百四十六条”等为民法典条文），在于：区别于其他所有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之事由，通谋虚伪行为之所以无效，完全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。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具体制度上的直接体现：当事人不仅可以决定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何时生效（附期限）、在满足何种条件时生效（附条件），还可自主决定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。
本周，笔者团队收到一份仲裁裁决，该案中，笔者作为被申请人代理人，依据通谋虚伪行为制度提出抗辩，获得仲裁庭全面支持。以下，笔者试以具体案型为例，简析通谋虚伪行为的证明路径：
A公司提出仲裁称：2018年5月24日，甲公司（我方客户）和A公司签署《购销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527万元。合同签订后，A公司根据甲公司委托向甲公司的客户发货，A公司已向甲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然多次催收无果，故而提起仲裁，要求甲公司支付货款527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、仲裁费等。为支持其请求，A公司提供《购销合同》、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委托发货书、货物报关单、货运提单等作为证据。
2015年11月起，甲公司和自然人张某实际控制的A公司、B公司、C公司、D公司及张某本人（下称“A公司方”）先后签署三份《合作经营协议》，约定以甲公司为协议项下商品的经营主体公司，A公司方的权利义务：1.根据国内客户的需求以甲公司名义与供货厂商洽谈，确定国内销售所需的商品信息。2.负责经营主体公司的商品采购和销售，负责和保证货款等安全尽快和按时回笼，若造成呆账死账则由其单独承担。甲公司的权利义务。1.负责相关出口业务的全流程操作（包括物流、退税、结汇等一系列）。2.负责甲公司日常的账务资金管理，并享有分红权。
此后，各方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交易，主要交易模式为：A公司为卖方，与甲公司签署《购销合同》，甲公司直接或经由B公司销售给最终买家，B公司或最终买家付款给甲公司，甲公司办理退税后，向A公司支付货款。其中，各方主要以邮件、微信联络前述事项，并以邮件进行对账。
接受本案委托后，团队进行了极为激烈的讨论，并形成以下几种应诉方案：
方案1. 根据《合作经营协议》约定及交易惯例，甲公司向A公司的付款皆在B公司向其付款之后，又因B公司未支付系争《购销合同》项下货款，故甲公司的付款义务因不满足条件而未产生：
该方案的实现难度堪比登天，一方面，“交易惯例”的证明难度极高，在司法实务中罕有举证成功之实例；另一方面，该方案亦依赖于B公司的加入，但仲裁程序有别于诉讼，B公司并非本案仲裁协议的当事人，在本案仲裁中，并无B公司的“容身”之位；
方案2. 货款已经支付，A公司的请求权已经消灭：
该方案的优点在于简单快捷，因甲公司向A公司“付款”金额远超527万元，证明货款已经支付的难度不大，但若以该案取胜，难以避免对方以其他《购销合同》提起仲裁，案了事不了，不能真正解决双方争议，“疗效”虽好但“副作用”太大；
方案3. 《购销合同》是通谋虚伪行为，应归于无效，A公司的请求权并未产生：
这一方案在讨论初期遇到巨大质疑，主要的担忧在于：通谋虚伪行为制度于2017年被规定于《民法总则》后鲜有抗辩成功之案例，说明该理论走到实务的道路还很漫长，证明难度也较高。但该方案的好处不言自明，若能成功，可以直接击溃对方的请求权不说，还没有“副作用”。
经过反复讨论，笔者团队最终决定选择以通谋虚伪制度为本案的的抗辩方案。依据裁决书的认定，本案之所以获得胜诉，其要义在于笔者团队作为甲公司的代理人，成功地使得隐藏于《购销合同》之下的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从“幕后”走到“台前”，真意大白于日光之下。具体而言，有以下几方面：
1. 基于《合作经营协议书》，证明：
甲公司和A公司方达成了合作经营系争商品的合作关系，其包括融资、委托、分红等一系列交易安排，这一复杂的交易安排中，甲公司仅为受托人、融资出借方，并非系争商品的采购买家和外贸卖家，且A公司对此完全知情。
2. 基于履行文件，证明：
（1） 双方一系列联络中，并无《购销合同》的缔约磋商过程，对于高达527万元的货物买卖而言，不合常理；
（2）根据邮件记录，早在《购销合同》签署前，甲公司员工多次向A公司索要收货人信息、送达地址、产品型号等，印证甲公司仅为合作关系中的受托人身份，并非系争商品的买家；
（3） 各方有关货款的结算邮件中，甲公司不断向A公司、B公司催讨货款，A公司、B公司皆有回应，反观A公司一方，除提起本案仲裁外，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从未向甲公司催要货款，不符常理；
（4）笔者团队还提供B公司与最终买家间的一份订单，订单产品包括本案系争《购销合同》项下的产品，证明该批货物实际是由B公司销售给最终买家，甲公司并非系争商品的卖家。
基于上述，仲裁庭支持了我方观点。复盘来看，原《民法总则》（《民法典》）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：“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，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，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。”此为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，本案之所以成功证成通谋虚伪行为，在于：我们将各方与《合作经营协议》签署、《购销合同》缔约和履行等有关的诸多文件纳入甲公司和A公司（A公司方）的意思表示解释材料之中，并娴熟地运用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和规则解释各方的真实合意。仲裁庭也是立足于此，还原了各方的真意，依据《民法总则》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，驳回了A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